牺牲品

2月28日上午10时左右，日本广岛县县立世罗高中校长石川敏浩在家自杀。

石川敏浩长期从事教育，多年担任校长，他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不论是对老师还是对学生，总是笑容以待，与教职员工会的关系也处得很好。石川领导的世罗高中，向以重视培养学生自学能力著称，各种课余活动也十分活跃，不仅长距离接力赛跑队远近闻名，还经常组织学生到国外“修学旅行”，了解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史，增强学生对邻国友好的意识。石川虽未留下遗书，但人们无不认为，在县教育委员会和教职员工会围绕“日章旗”和“君之代”的尖锐对立中，石川成了牺牲品。

长期以来，日本虽按习惯将“日章旗”作为国旗，将“君之代”作为国歌，却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日章旗”源于江户时代识别船只的标记，明治政府的太政官虽于1870年在《商船规则》中将“日章旗”纵横之比定为7：10，“太阳”部分的直径为纵向长度的5分之3，但去年在长野县举行冬季国际奥运会时，作为东道国的日本却将本国“国旗”——“日章旗”的纵横之比定为2：3，“太阳”部分的直径是纵向长度的2／3。“君之代”歌词出自近1100年前的《古今和歌集》中一首作者不明的古代歌曲，1880年虽由当时宫内省雅乐课人员林广守作曲，文部省1893年公开发表，但现在正式场合使用的乐曲竟有十几种之多，不仅多数日本人对歌词的含义不甚了了，“君之代”中的“君”究竟是指天皇、日本国，还是指情人，至今仍存在重大分歧。30年代初，明治政府曾就“日章旗”和“君之代”法制化问题两度提交议会，但两度被作为“废案”处理，到了70年代，田中内阁曾有过法制化的动议，但在未曾深入涉及的情况下就胎死腹中。在现行的日本刑法中，虽设有“外国国旗国徽损毁罪”，但对“日章旗”却没有类似的规定。

在日本军国主义疯狂发动侵略亚洲的战争中，“日章旗”和“君之代”作为煽动民族排外主义和鼓吹“忠君爱国精神”发挥了极不光彩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日本1945年8月投降后，联合国占领军曾一度禁止悬挂“日章旗”。“君之代”虽未被禁止，但日本文部省“自主地”从有关中小学的实施令中删除了齐唱“君之代”的规定。然而，1958年日本文部省在其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中，又开始“希望”中小学举行各种仪式时“悬挂日章旗”，“齐唱君之代”。1977年日本文部省在修改《学习指导要领》时不仅悄悄地将“日章旗”和“君之代”改成了“国旗”和“国歌”，而且在1989年制定《新学习指导要领》时又将原来具有随意性的“希望”改成所有中小学在举行“毕业式”和“入学式”时“必须”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并对全国中小学的“彻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加强了对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的督导，从而激化了文部省与反对强制中小学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的日本教职员工会之间的矛盾。

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日本广岛县绝大多数中小学对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采取抵制态度，县教职员工会和其他团体尤其明确地表示，坚决反对强制学生齐唱作为“军国主义象征和赞美绝对天皇制”的“君之代”。在此情况下，县教育委员会和县教职员工会等团体于1992年达成书面谅解，双方认为，由于“君之代”歌词不符合宪法“主权在民”的理念，也未得到国民的认同，今后各校在举行“毕业式”和“入学式”时，可将“日章旗”挂在三角架上，用录音机放乐曲的方式代替齐唱“君之代”。然而，文部省于去年初在对“日章旗”悬挂率和“君之代”齐唱率一直很低的广岛县进行了突击调查之后，向广岛县教育委员会提出了9条“纠正”措施。广岛县教育委员会不得不来个180度大转弯，将不符合宪法理念的“君之代”说成是“祝愿”“国家繁荣”的歌，并于去年12月下达通知，要求各校在今春举行“毕业式”和“入学式”时，“彻底实施”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紧接着又于今年2月发出“职务命令”，进一步要求各校“彻底实施”，否则将在人事上得到“反映”。为对各校进行督导，县教育委员会还建立了24小时值班体制，要求各校校长随时报告3月1日举行的“毕业式”，悬挂“日章旗”和齐唱“君之代”的准备情况，县议会也准备派40名议员到各校进行现场监督。

来自文部省的压力和县教育委员的强硬措施，更加激起了县教职员工会的对抗情绪，受其影响，历来只挂“日章旗”而不齐唱“君之代”的世罗高中风云突变，波澜迭起。尽管石川校长同该校教职员再三协商，但直到3月1日举行“毕业式”前一天的2月28日，双方不仅没有达成协议，教职员还表示：“如果强制齐唱‘君之代’，（我们）不仅不齐唱，连‘日章旗’也不挂。”在县教育委员会的巨大压力和教职员工会坚决抵制的击夹下，石川校长深感僵持局面无法打开，尽管2月28日上午9时，县教育委员会的人还到石川家“看望”了他，但石川仍觉得退路已被堵死，而抵制“职务命令”的后果又难以设想，只能一死了事。

石川敏浩虽然只是一所地方中学的校长，但由于文部省的压力而不得不走上自杀的绝路，不仅在广岛引起震动，也在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一场围绕“日章旗”和“君之代”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自3月初以来，不少读者纷纷投书报社，阐述自己的看法，其中虽有人乘机鼓吹“发扬国威”、“武运长久”等军国主义论调，但更多的人表述了对“军国主义时代遗留之物”感到痛恨和忏悔的“复杂心情”。有的回忆起当年手拿“日章旗”，口唱“君之代”为“去而无返”的出征士兵送行的情景，也有的描述了在侵略战场上“遥拜宫城”，向天皇“行最敬礼”后，举刀屠杀他国人民的场面。一位读者写道，要让自己的后代带着“自豪感”齐唱有着这样经过的“君之代”，听起来心里总不是滋味。一位家住神奈川县的70岁老人写道，她十几岁念书时，学校就教育他们说，“日章旗象征国家”、“君之代象征天皇”，“高高兴兴地为国家和天皇捐躯是最高美德”。“我们打着小‘日章旗’欢送的数学老师再也没有回来，朋友的情侣在‘日章旗’下永别了”，“正是在‘日章旗’下，不知有多少日本人丧失了生命，而又有多少被侵略国家的人在‘日章旗’下被杀害”。“因此，在我的心里，‘日章旗’变成了令人恐怖和悔恨的旗子，是有历史污垢而令人嫌恶的旗子，‘君之代’也如此。”

尽管广岛县教职员工会和有关市民团体一致谴责县教育委员会通过“职务命令”将石川校长逼进了死路，但县教育委员会仍对没有执行“职务命令”的公立中小学156名校长和教员进行了不同形式的处分，然而，围绕“日章旗”和“君之代”的对立并未缓和。文部省虽对悬挂“国旗”和齐唱“国歌”进一步加强了督导，今年开学式时的升旗率和齐唱率也有一定幅度的提高，但数字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学校改变了抵制方式的情况下取得的。大阪府教育委员会在“希望”学校举行毕业式或入学式时将“日章旗”悬挂在仪式现场的同时，考虑到学生和教员的抵触情绪很大，也允许在与仪式无关的其他地方悬挂。东京都国立市的一些学校举行开学式，将“日章旗”挂在校长办公室或屋顶上。有的学校虽然“齐唱”了“君之代”，但有不少学生齐唱时不起立或不开口，有的学校一到齐唱时，竟有三分之二的学生退场。这表明，与历史认识密切相关的“日章旗”和“君之代”问题是难于通过强制手段解决的。

在战后日本的学校教育中，如何对待“日章旗”和“君之代”是日本教职员工会与文部省尖锐对立的焦点，也是日本政界长期争论不休的老问题，其实质是如何认识日本军国主义过去发动的侵略战争，正因为如此，历届日本政府都以“没有必要”使国旗和国歌法制化而回避，直到今年2月25日，小渊首相在参议院答辩时还信誓旦旦地宣称，“没有考虑”国旗和国歌的法制化问题，然而，不到一个星期，小渊首相又利用部分媒体对石川校长自杀的偏见和开始抬头的日本社会右倾化趋势，突然改口表示，要在本届国会或下届国会上通过“国旗国歌法”，并指示内阁官房长官野中广务立即组建包括副内阁官房长官、文部省次官、内阁内政审议室长、内阁法制局长在内的工作班子着手研究，从而引起了更大的混乱和更加激烈的争论。

“国旗”和“国歌”的“法制化”虽已提上政治日程，但阻力仍然重重。不仅在野党持谨慎或反对态度，在执政党之间和自民党内部也有种种分歧。自民党内不仅有人对“国旗”和“国歌”的匆匆法制化感到迷惑不解，有人担心，执政党在参议院的议席不占多数的情况下，一旦“国旗国歌法案”审议搁浅或成为“废案”，“日章旗”和“君之代”反而失去了作为“国旗”和“国歌”的地位。

《东京新闻》发表社论指出，国旗和国歌能不能得到日本国民的认同，取决于什么样的国旗和国歌，以法制化方式将“日章旗”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必将留下祸根。《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认为，试图通过法制化强制中小学“彻底实施”挂国旗和唱国歌，这是本末倒置，只能助长混乱。即使以法律形式将“日章旗”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也不意味着“日章旗”和“君之代”与战争责任和历史认识的关系由此而消失。家住冲绳的作家灰谷健次郎说，法制化与当前国会正在审议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相关法案不无关系。只有在对过去的战争进行彻底认罪和反省，才能考虑“日章旗”和“君之代”作为国旗和国歌的法制化问题。一位高中学生投书报社强调，“君之代”和“日章旗”都是日本对外侵略的象征，必须对侵略战争进行反省，才能以“不再发动战争的决心”进行“法制化”。